若是构和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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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欢回忆,潘裕昆在北京长大的孙子特别爱跟爷爷聊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如何神勇地把国民党部队击退,每逢此时,潘裕昆总显得很无奈地说:“你怎么总提我那些倒霉事,怎么不说我带部队打日本人的事?”孙子反问:“你们国民党部队哪里抗日了?”潘裕昆沉默不语。

1982年10月28日,76岁的潘裕昆在香港去世,而34年前的这一天——1948年10月28日,他率领的新一军灰飞烟灭。

左一为潘裕昆

登陆东北

1946年初,27岁的尤广才在广州密切关注着国共双方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谈判的结果,“那时候新一军有两个可能:如果谈判成功,孙立人的新一军会被派到日本当占领军;如果谈判不成功,就派到东北打内战”。一想到可能去日本,出身黄埔的少壮军官尤广才忍不住地得意:“我想我的命真是太好了,把日本打败了还要到日本去,那真是太好了。”

时任新一军五十师一五○团第二营副营长的尤广才是山东台儿庄人,1938年,19岁的尤广才在逃难路上听到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便立志参军报国。在武汉,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分校第16期学员。

1939年毕业后,尤广才先被分配到黄维任军长的五十四军军部特务营任排队长,后来又调到五十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驻守中越边境。“那段时间很苦,吃饭吃不饱,当排长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逃兵很多,军队里留不住人。”在云南守了3年,1944年4月,为了加强印缅战场反攻力量,决定增派五十四军的第十四师和五十师飞赴印度。尤广才还记得是从云南祥云县的云南驿机场乘的飞机。“我们坐的是美国运输机C47、C46,它们从印度运物资到中国,返回时候把军队运过去。”驾驶飞机的,正是陈纳德率领的著名的“飞虎队”。

“飞虎队”穿越有“死亡之线”之称的“驼峰”航线。尤广才还记得自己在飞机上因为缺氧而面色苍白、直打哆嗦,两耳也震得嗡嗡直响。但是满怀激情的他还填了一首词《念奴娇·飞越驼峰》。到达印度最北边的莱多的汀江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就被安排进一个浴室,先洗澡消毒,再换上美国提供的统一服装和武器”。换完装备又坐飞机到孟买,转道去密支那。

尤广才参加了奇袭密支那之战。“我们带了干粮,从地面不知不觉向日军进攻,美军一个团,三十师一个团,五十师一个团,结果成功了日军才发觉。”

betway体育官网APP下载,之后,尤广才又参加了西保战役。占领西保后,一个士兵踩到地雷上,弹片击中了尤广才,他受了重伤。在密支那美军野战医院疗好伤后,1945年5月他随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尤广才还记得,回国时候,沿途看到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结果走到广西贵县,突然听说日本投降了”。与日军打了几年的尤广才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没多久,尤广才就知道了自己部队的命运。

“听说要去东北打内战,从内心讲有点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得那么苦终于熬出头了,为什么还要打自己人呢?可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2009年1月7日上午,90岁的尤广才在北京柳芳南里的家中回忆60多年前的一幕,仍然心绪难平。不过他也承认,那时候的国民党部队对马上面临的局面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觉得共产党的部队不堪一击,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

尤广才所在的新一军从香港九龙乘美军登陆艇,在秦皇岛登陆。在香港上船时,他们每人拿了一大袋美式防寒装备。在尤广才略显简陋的家里,他给还特地掀开床垫,给记者看印着US标志的那个美军睡袋,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保留下来的物品,女儿下乡的时候曾偷偷把它带在身边。

当时国民党驻香港最高官阶的军人是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由他出面统筹安排国民党军队的北运。

“五十师在缅甸作战时,曾护送英军西路作战,英军炮兵团长是菲士廷;后来菲士廷在香港做了英军三军总司令,可能考虑到在缅甸战场上的友军之谊,蒋介石把五十师派到九龙,三十八师也跟随前往。新一军、新十三军都是从那里运上去的。”潘裕昆的外孙晏欢这些年来成了新一军军史的研究者,晏欢说,新一军在滇缅会战中名声大振,港九老百姓十分拥戴,英军也对之抱以敬意。

“当时我只知道到东北是去接收的,可能会和共产党有磨擦,但到了东北,才明白要打仗,心里不好受。”曾任新一军谍报队长的梁振奋回忆。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普通士兵都不知道,与日本人苦战8年后,他们又要被投入另一场战争。晏欢说,潘裕昆这样的高级将领对此则一清二楚:他把家眷都安排在湖南长沙,然后在北平也买了房子,几个年龄小的孩子住在北平,潘裕昆的夫人有时随军去长春,有时回长沙。

东北记忆

对于沈阳,90岁的尤广才交织着诸多复杂的情绪:1948年4月,他在沈阳结婚;仅半年后,他所在的新一军便遭灭顶之灾,他自己的命运也从此经历了大逆转。

尤广才后来的人生充满颠沛流离,婚礼那天是他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尤广才的部队当时驻在辽中县三台子,新娘是当地人,一直忙于战场厮杀的尤广才也觉得该成家了。他说,那时嫁给国民党军官是很荣耀的事,自己也感觉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五十师参谋长陈时杰给他做的证婚人,师长潘裕昆也出席了婚宴,还把自己的黑色小汽车借给尤广才用,这也成了他关于那支部队最后一丝有点温暖与亮色的记忆。

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尤广才早就将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销毁殆尽,若干年后,他从潘裕昆的女儿、晏欢的母亲潘步南那里,看到了他当年送给潘裕昆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尤广才英气勃发,年轻的新娘则是很西式的曳地白色婚纱。现在回想婚礼的气氛,尤广才说,那时的国民党上上下下丝毫没有大难将至的预感,“辽沈战役前,国民党摸着头还以为打仗会胜利的”。

92岁的赵振英最初对沈阳的回忆,也是轻松和随意的。赵振英时任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部队驻在苏家屯附近的姚千户屯,有吉普车可以经常进城,“过得挺不错的”。赵振英回忆,他升迁后,军队还在沈阳给分了房子,就在市中心一带,常去看电影、逛街,十四师师长龙天武也都驻在这里。当时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召见营以上军官询问战情,赵振英也位列其中。

1917年赵振英出生于北京通县,读高中时参加了学生集训总队,参加过古北口抗战的二十五师师长黄杰任集训总队队长。学生集训总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解散,赵振英记住了自己同身边同学含泪听完黄杰讲话的场面。“卢沟桥事变”后,赵振英乘挂着白旗的最后一列离开北平的火车南下,到连云港找到黄杰。黄杰将找到他的一些学生送到了江西星子县中央军校特训班,这个班后来被编成黄埔十四期,毕业后赵振英进入五十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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